马连良先生（1901－1966），字温如，世居北京，持奉清真教。在他九岁那年（1909）入喜连成科班学艺，公元2009年正是他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百周年。由马先生的晚辈家属们发起、筹划出版舞台生涯画册，并重新整理发行马先生在1949年以前所录制的老唱片，制成CD光碟，来纪念这位蜚声海内外的杰出的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这实在是值得额手称庆的一件大好事。
马先生坐科之初，先从茹莱卿习武生，打下坚实基础。后又从蔡荣桂、萧长华学老生，由于马先生聪颖过人，很快就掌握了表演技巧的窍门儿。听老辈谈起，他学艺不久，就曾给谭鑫培、孙菊仙等老艺术家配演过《朱砂痣》、《教子》等戏的娃娃生。倒仓之后，因嗓音未复，故以做工念白戏擅场。但马先生是有心人，力求拓宽自己的戏路，不少靠把老生戏如《定军山》、《阳平关》、《珠帘寨》、《南阳关》以及需要武功根柢的戏如《卖马耍锏》、《打登州）、《广泰庄》、《磐河战》、《翠屏山》和《战宛城》等，亦皆举重若轻，经常上演。出科后曾南下搭班，后来又回科班深造，学了大量二路老生戏乃至濒于失传的老戏、冷戏中的次要角色，如《八大拿》、《连环套》中的施公，以及《五人义》中一名应归老生应工的丑扮的酸秀才，马先生都得到真实的传授。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尽管马先生的嗓音只能唱扒字调，却在舞台上深受观众欢迎。在当时，一批年轻的谭派老生中，他已头角峥嵘，逐渐自成家数了。
1925年以后，马先生嗓音日渐恢复；到1929年，即十八年，是他舞台生涯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他本人认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嗓音终于大好。不但高宽亮音各种条件齐备，而且神完气足，怎么唱怎么有。一般高腔嘎调，固已不在话下；就连用唢呐伴奏的古老唱法，他也能翻着调门儿流畅地唱出其本人独具特色的俏头（这一唢呐腔保存在马先生所录制的《龙虎斗》唱段中，柴俊为君在纪念马先生百年诞辰时写文章还特意提到它；而其中二黄散板“玲珑铠甲叮铛响”一句则唱得真够玲珑剔透）。到三十年代末，马先生的艺术境界已进入“潦水尽而寒潭清”的炉火纯青阶段，他从二十年代即已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到此时乃更为发扬光大，日见圆融，马派的艺术特色已十分鲜明地昭昭在人耳目。实至自然名归，“马派”的桂冠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加到马先生的头上了。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十年浩劫发生，是马派表演艺术日臻完善精美的最后阶段，称得起洗尽铅华，汏除枝蔓，超凡脱俗，优入“圣”域。不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且于平淡之中蕴敛着不时外溢的奇光异彩。能臻此境界者，就我个人管见所及，武生行有杨小楼，旦行有梅兰芳，老生行除余叔岩外，马连良一人而已。可惜天不假年，1966年突遭酷劫惨祸，致使一代名家，抱遗恨而长终。但艺术光芒是永存于天地之间的，这一套CD唱片资料，也是他艺术旅程中始终精进不懈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它们不仅是含金量最高的历史文献，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艺术遗产。
马先生坐科伊始，在他艺术启蒙阶段并未蓄意开宗立派，只是打下了质量与数量并重的坚实基础。等到出科公演，剧目主要以谭派老生戏为主。由于嗓音长期未复，乃向念白做工戏方面倾斜，私淑贾洪林、刘景然，并潜心探索余叔岩的成功之道。不少人学谭学余，往往由于过分尊崇顶礼，不免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马则深知要想吸收谭余精髓，必须遗貌取神，另辟蹊径。他一方面不断汲取余派所长，一面却从正面避开余派路数，有意识地绕开余叔岩以求个人前进发展之路，以期最后殊途同归。所以马先生上演的各派剧目，要比其他生行演员宽泛广得多。谭、余两派经常上演的戏，马几乎都能演；但他曾拜孙菊仙为师，故又能演一部分孙派戏，如他的成名作《四进士》的宋士杰，就是一出孙派代表戏。此外如《雍凉关》、《教子》、《战北原》（即《斩郑文》，如从“哭庙”起则名全部《武乡侯》，又名《六出祁山》），都是孙派戏，而马先生演出时却又不全宗孙派。1929年嗓音大好之后，他更演刘（鸿升）派戏如《辕门新子》、全部《苏武牧羊》等，以与高庆奎抗衡。只是，马先生并不一味追求使大嗓高腔，所以演得更有俏头和戏情。加上他在科班里学到的大批三国戏，其戏路之宽绰更非一般生行演员所能望其项背。至于他个人新编的、移植的和增首益尾的大小剧目，实在不胜枚举，从这次出版的CD光碟可以略窥概貌，这里就不细谈了。
依照年代顺序，马先生最早录制的第一批唱片是1922年百代公司钻针片，与余叔岩在百代所录的六张半钻针片几乎同时。马所录为六张，计：《南天门》、《定军山》各一面；《珠帘寨》两面；《对金瓶》两面；《开山府》两面；《清官册》两面；《借东风》、《天雷报》各一面。其中《定军山》有大段念白，而《清官册》则除片尾有几句散板外，余下全是念白。《天雷报》虽有几句念白，却以唱四平调为主。由于听众欢迎马的念白，故以《定军山》、《清官册》销路最好。特别是《定军山》，当时报刊上对这一面唱片争议最多，有褒有贬，足见在当时影响之大。《对金瓶》本为海派戏，马先生自回到北方后从未演过。根据北京出版社《京剧汇编》所收的此戏剧本，原以旦行为主角；但马在演出时却加了好几段唱工（为剧本所无），其中较精彩的唱段便保留在这张唱片中。据李紫贵教授生前对我所谈，马在青年时代曾搭上海共和班与王又宸等还合演过《诸葛亮招亲》这一类海派戏，那么他演出《对金瓶》自然也不足为奇了。后来钻针片逐渐被淘汰，百代公司仅把《南天门》和《借东风》两面合为一片，改为钢针片发行，其余的都未重版。值得注意的是，《借东风》早年唱法与后来迥异，有一定文献价值。
继百代钻针片之后，1923年大中华公司（原名只称中国唱片，以两只鹦鹉为商标，改名大中华后商标未变）请马先生灌制了三张唱片，由于嗓音不佳，流传不广，现在已极为罕见。即《打鼓骂曹》一面、《庆顶珠》一面为一张；《珠帘寨》两面为一张；《琼林宴》、《南天门》各一面为一张。其中最后一张现在只有私家藏有，无法翻录，其余两张这次都已收入。《珠帘寨》“昔日有个三大贤”一段因嗓音关系，三个“哗喇喇”都平唱，不算精彩，故流传不广；但唱词多“贤弟好比刘玄德，愚兄怎比关美髯”二句，这在二三十年代，言菊朋、高庆奎都唱这两句（我就听言氏在台上唱过），后来都删掉了。可见马这张唱片还是有文献价值的。
1924年，马先生还在物克多公司（即胜利公司）录制了若干张唱片，计《骂曹》、《连营寨》合一张，《战樊城》、《定军山》合一张，《打棍出箱》、《宝莲灯》合一张，《王佐断臂》、《甘露寺》合一张。据说还有一张《御碑亭》，则从未见过。这一批唱片，后来胜利公司翻录过两张，但影响都不很大。《宝莲灯》和《断臂》到四十年代都曾重录，唱法差别不大，而火候功力则先后悬殊。至于《甘露寺》一段，马先生后来又重录过两次，即1929年蓓开公司和1938年国乐公司各一次，加上1950年以后的磁带和实况演出所保留下来的录音，版本不下六七种，先后唱法有很大改变。如果拿来进行比较，则对马先生一生艺术进程的研究是大有裨益并有不少成果可以总结的。
1925年，高亭公司亦由钻针片改为钢针片，风靡一时。马先生这一年在彼录有四张半唱片，计《四进士》、《祭泸江》为一片，《清官册》一片，《雍凉关》一片，《审头》、《刺汤》一片。此外还录有《珠帘寨》程敬思唱段一面，与言菊朋的《奇冤报》合为一片。这一批唱片在听众心目中反应较好，销路亦畅。当时高亭公司鉴于百代的《清官册》念白受欢迎，先生录了一段《审头》的念白，果然大有销路。
上述百代、大中华、物克多和高亭四家公司所录的马先生的唱片，应属第一阶段。缺点是嗓音不好，显然火候也不够成熟。但值得注意的是：百代1922年和高亭1925年的两批唱片，乃是与余叔岩先生同时在这两家公司录制的。而余、马两位的唱片却同样受到欢迎，销路也不相上下。只是到后来，余先生的这两批唱片流传至今犹经久不衰，而马先生的唱片则为他本人后来陆续录制的新作品所取代了。这当然有客观因素。一、余先生的舞台生命乃至其本人年寿都不及马先生长久。二、余先生一生只留下十八张半唱片，数量比马先生的少多了；况且马先生除老唱片外，1949年后还有大量新录制的剧目和唱段。三、从艺术水平看，马先生中、晚期的成就无疑大大超越了他本人早年的造诣。值得注意的是：仅从一个时期内（1921－1925）余马两家所录唱片受欢迎的程度和销售量不相上下来看，我们对马先生早年的艺术成就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
自1929年开始（实际上1928年马先生的嗓音已开始有了飞跃性的变化），到1932年的这几年中间，是马先生本人舞台实践的一个突破性的高峰。体现在唱片上，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这可属于马的老唱片的第二个阶段。就我所知，计蓓开公司先后共录了十一张半，高亭公司六张半，胜利公司先后共九张，开明公司七张，大中华公司六张，百代公司七张（六张十二英寸的，一张十英寸的），共有四十七张之多。遗憾的是，百代公司后来把十二英寸的六张都压缩成十英寸的了。而我们这次却仍据十二英寸原片重录，弥补了这一缺陷。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马先生舞台演出频率最高，但唱片却录得并不很多。除1937年在百代公司与王玉蓉合录了一套《武家坡》外，只录了一张《苏武牧羊》的反调。到四十年代初，又录了《十老安刘》、《煮酒论英雄》、《草船借箭》各一张和《八大锤》、《打渔杀家》各一面，共四张。从1938年到1942年，马在国乐公司（后改太平公司）共录了《借东风》、《甘露寺》、《范仲禹》、《春秋笔》、《串龙珠》共五张；在胜利公司录了一张《胭脂宝褶》和《宝莲灯》、《打严嵩》各一面，以及与言慧珠合录了两张《南天门》和一张《汾河湾》，共五张。加在一起还不足第二阶段所录唱片的半数。不过质量要比年轻时的那一批唱片高多了。
六十年代初，由于周恩来总理和齐燕铭同志的亲自关怀，中国唱片社的负责人陈道宗兄曾多次找我商量重版老唱片和抢救艺术遗产的事。我们曾各自同马连良先生有过接触。我因先父玉如公一度在马先生府上担任过“家教”，我又由吴晓铃师介绍，这一时期同马先生比较熟悉。据马先生自己谈，他从四十年代以后录制唱片比较看重质量，不愿轻易录音。但在谈天中，他一直不忘翻录“十八年”以来的唱片，并向道宗兄表示过强烈愿望。也就是那短短一两年中，道宗兄在我的多次建议下，毕竟请马先生录下了《清风亭》、《失印教火》、《十道本》、《打侄上坟》和《失・空・斩》等全出的完整剧目。为此，我在十年浩劫中曾被称为中国唱片社的“狗头军师”。马先生因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吴晓铃师和陈道宗兄亦久归道山，当年的事也只有我还能追述一二。今天为了纪念马先生，由于追溯老唱片而联想到六十年代初的一些往事，姑附记于此，也算是缅怀马先生的一段插曲吧。